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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助力新就业,灵活就业发展前景广阔
发布时间:202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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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就业形势尤其严峻,复杂形势下我国面临空前的就业压力。
一是疫情影响下吸纳就业最多的服务业深陷困境、复工困难。目前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达54%,吸纳就业人数达到3.6亿左右,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46%。然而由于服务业有人口聚集性特点,与防止疫情扩散所采取的隔离措施之间冲突最大,疫情持续发展无疑对服务业就业造成重创。在疫后复工阶段,多数中小型服务企业安全复工难度大,持续影响就业市场恢复。
二是疫情防控的长期化将使得就业问题更加严峻。从疫情变化的最新形势来看,防控长期化对消费需求回暖和企业用工量回升造成更为长久的不利影响。就业岗位的衰减将直接影响今年874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顺利就业,进一步扩大的企业裁员也会使大量农民工面临失业,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失业的双重叠加将极有可能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
三是全球经济衰退的危机将进一步推高失业率。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让经济停摆的防疫措施,带来产能和需求的双紧缩,将造成全球经济的全面衰退,国内大量外贸企业将不得不削减产能和雇员规模。今年1-2月份,全国有24.7万家企业倒闭,其中外贸大省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位居前列。一旦外贸倒闭潮来临,将有更多外贸相关的从业人员面临失业。
灵活就业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
人社部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达到2亿左右。日前,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重点活动之一——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在京举行,期间在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的支持鼓励下,腾讯、美团、百度、滴滴等8家互联网企业共同发布《“新时代履行新责任,新经济助力新就业”平台企业支持灵活就业倡议书》,呼吁全国各类平台企业充分挖掘灵活就业巨大潜力,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稳定现有就业机会的同时积极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不久前,美团发布的《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也分析了当前中国灵活就业市场的发展态势,显示全新就业模式已经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增加劳动者收入、提升收入稳定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就业形态,新在何处?
“新”就业观念。一直以来,多数劳动者都希望获得一份稳定工作,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安稳地生活。但是,随着就业压力激增,新生代劳动者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不愿意安于稳定、重复性的工作,而愿意成为自由职业者,投身于真正热爱、能够发挥自身特长的新领域,即便自由职业并不稳定、缺乏保障,但创业梦想依然激发着新生代劳动者不断前行。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灵活就业”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引导新生代劳动者迸发“新”就业观念,为新生代劳动者注入一剂强心剂。
“新”就业领域。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早已打破“三百六十行”局限,新领域、新职业大批涌现。据人社部2020年最新职业资料显示,电商主播、电子竞技选手、网约配送员、全媒体运营师等新职业均已正名,成为新就业形态代表职业。同时,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新形式就业人数已经超过7800万,并保持增长态势,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劳动者开始选择个体化、分散化、灵活化的“新”就业领域。
“新”技术手段。不同于传统就业领域,新就业形态主要以虚拟经济为主,要求劳动者善于使用互联网技术,并具有一技之长,可以通过网络途径获取经济报酬,比如:电商主播要具备表演才艺、营销口才,熟练掌握各类直播软件;自媒体人则要求掌握网络营销技巧,善于运用文字、图片展开宣传;即便是倾向于实体经济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也要求会使用手机客户端、电子地图,这些新职业都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的网络操作技能,通过“新”技术手段获取经济回报。
“新”组织方式。新就业形态最大特点就是去雇主化就业模式,劳动者不再为单一雇主提供服务,而是根据平台提供的信息,自主选择服务对象,平台和劳动者之间也不是传统的雇佣模式,而更贴近于一种合作模式,平台不会强制要求劳动者提供服务,允许劳动者自由选择,但平台依然会履行监管职责,要求劳动者提供的服务满足雇主需求,负责协调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纠纷。在新就业形态下,传统的劳动关系发生改变,“新”组织方式更倾向于一种经济合同关系。
新就业形态为助力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美团平台为例,2013年至2020年8月底,累计有931.3万骑手通过平台实现就业增收,其中有54.5万名国家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新就业形态的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美团平台新增骑手达212万人。

疫情期间,不少平台型企业与线下闭店的餐饮企业等进行灵活用工合作,如阿里旗下盒马鲜生发布“共享员工”计划,从30家停业的连锁餐厅成功“借调”了2000名员工,这些平台企业开创了合作用工、社会化用工新方式,不仅缓解了餐饮企业的人力成本压力和商超物流等生活消费行业人力不足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为一些企业的闲置员工和短期失业人员创造了收入来源,为稳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平台化灵活就业为劳动者工作提质增效
与传统就业方式相比,灵活就业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从广义看,新就业形态也属于灵活就业范畴。*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卓贤指出,平台经济加速发展,演化出“新就业形态”,即以互联网平台直接连接供给和消费两端的平台化、去雇主化的灵活就业模式。以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是一种灵活就业方式,满足了从业者时间自由、补充家庭收入等多方面的需求,成为社会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新增就业主要出现在服务业,尤其是互联网、数字技术、现代物流和服务业等新经济部门。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对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就业形式产生颠覆式影响,很多新的就业形式、用工方式层出不穷,持续引发新经济时期就业结构的深刻变革。疫情的长期化发展将会进一步倒逼我国传统就业结构发生重大转折,加速形成新经济时代的灵活就业新局面。
在本次疫情下,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主动改变传统用工形式、创新办公模式的企业。特别是阿里、腾讯、百度、京东、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资源配置优势和产业组织能力,代替传统型企业成为促进灵活就业、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主力军。
  完善制度安排,塑造良好新就业生态
作为社会环境变迁下诞生的新兴事物,正步入快速发展期的灵活就业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在疫情的催化下,新就业形态在短期内为社会带来大量助益并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因此为其创造良好生态是需要社会、企业、政府等多方去共同面对解决的问题。当然,也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鲍春雷指出,根据中央促进新业态发展和支持灵活就业的要求,国家将灵活就业发展纳入就业优先战略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各种灵活就业形态的发展,允许企业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情况下,结合实际采用非全日制、阶段性合同、劳动者个人承揽、服务外包等多种形式实现灵活用工,完善对平台型用工等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这一系列重量级表述凸显了行政力量对其的清晰定性,并为灵活就业市场政策的制度安排明确了规制走向。
从具体政策落地层面归纳,专家们普遍指出,需要在培训、社保等层面推出扶持政策以促进这一模式的行稳致远。
在培训层面,需要统筹各类资源、吸引各方力量建立健全职业培训政策,重点要依托规模较大的平台型企业积极开展职业技能的提升行动,完善职业培训的补贴申领办法。要重视平台型企业的资源和技术优势,通过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等方式调动其积极性加大培训力度,并为平台参与制定职业目录和职业技能认定创造更大空间。
事实上,不少平台企业已结合自身业务优势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培训。以美团为例,为促进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知识技能提升,美团近几年已陆续面向餐饮、酒旅、美业等各类生活服务业商户和从业者开展培训,自从去年美团大学成立以来,过去一年总计输出课程3839门,累计培训超过1698万人,覆盖商户388万。美团大学还与多所院校开展产教融合工作,并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共同建设数字生活学院。未来一年,美团大学将提升职业技能,牵手100个行业合作伙伴推动培养体系、标准、认证的落地,认证10万生活服务业数字运营人才。
在社保层面,应鼓励商业保险与灵活就业结合,积极利用市场力量管控和分散风险,并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为灵活就业者定向设计商业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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